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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参考！新中国60年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奏响了民族复兴的恢弘序章，开启了改变世界的伟大征程。要评价新中国60年的发展成就，决不能就60年谈60年，更不能就中国论中国。我们一定要把这60年放到历史长河和世界格局中去把握，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兴衰史特别是近一百多年的民族自强史中去观察，放到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史特别是近300年现代化的发展史中去考量。有了这两个宏大的坐标系，我们才能以历史的视角和世界的眼光，对中国的发展成就作出精准评价。 纵观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史，新中国60年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最大变局，使我们这个长期占据人类文明中心地位的古老民族，在落后于世界现代化进程近一个多世纪后，又迎头赶上了现代化的最新浪潮，打开了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命运之门。 现代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主题，也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急剧走向衰落；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我们抓住了这条主线，中华民族迅速走向复兴。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新中国成立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这60年，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全面最深刻最迅猛的时期。可以用四个巨变来描述。 第一个巨变：这60年，我们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的经济形态转型，彻底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阔步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划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核心标志，就是经济形态。中国之所以在过去20个世纪中有18个世纪领先世界各国，就是因为构建了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但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才面临大于世界各国的制度阻力。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迅速开启了工业化的历史大幕，彻底解构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社会化大生产、大流通、大市场的现代经济格局。描述这一深刻变革的关键词，就是“世界工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国制造”畅销全球。在过去的中国，“洋货”就是工业品的代名词；而当今的世界，“中国货”却成为工业品的最大来源。欧美发达国家用了将近三个世纪，才使10亿人口进入工业社会；而我国仅用了60年，就把13亿人带入了工业社会。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最大变局。 第二个巨变：这60年，我们实现了国家经济实力的最重大提升，彻底终结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经济下降局面，重新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为民族复兴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经济实力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兴衰的根本力量。两千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这样一个大的走势：公元元年到150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左右；到公元175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达到最高值。而后，中国经济由于没有跟上世界工业化浪潮，急剧下降，一度跌到1.8%的谷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又开始迅速回升，到2008年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7.3%.60年来，我国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经济实力最迅猛的提升。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大关，我们用了37年；突破10万亿大关，又用了15年；再突破20万亿大关，只用了5年；紧接着突破30万亿大关，只用了两年。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当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是“经济引擎”。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动力，连续多年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最重要的份额。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今年中国的贡献率有望超过50%.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出口贸易国，近期有望超过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 第三个巨变：这60年，我们实现了民生状况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善，使曾经贫穷落后的中国迅速逼近世界“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开始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大同社会”梦想变为现实。去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3200美元，有望迅速跃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也为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大同社会”梦想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60年，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无徭无赋”的千年梦想，彻底结束了2600多年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第一次实现了“学有所教”的千年梦想，构建起覆盖全国的免费义务教育体系，“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3%；第一次正在实现“老有所养”的千年梦想，全面建立起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启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第一次正在实现“病有所医”的千年梦想，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千年梦想正在变为现实，这是中国的又一个巨大变化。 第四个巨变：这60年，我们对中国大地的自然地理面貌进行了最深刻最积极的改造，彻底打破了束缚发展的严重自然阻隔，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社会联系高度通达的有机整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必然伴随着对自然地理面貌的人为改造。中华民族改造自然地理面貌的活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深刻和系统。一是我们建成了涵盖水陆海空的立体高效交通体系。密集的公路网、铁路网、航空网、水运网，使交通设施通江达海、进村入户、联动城乡，极大地拉近了中华大地的时空距离，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变成了交通网上的一个节点。二是我们建成了调节功能强大的水利工程体系。以“南水北调”为标志的大批水利枢纽的运行，初步改变了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的区域格局，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抗旱能力。三是我们建成了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通信网络体系。移动电话用户数突破7亿大关，互联网用户达到3.4亿人，中国正在快步迈入信息时代。这60年，我们建设了无数个“高峡出平湖”、“天堑变通途”的重大工程，把长江引入了黄河，把铁路修到了“世界屋脊”，创造了世界工程史上的一系列“吉尼斯纪录”。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改造自然地理面貌，把中华大地的各个行政区划、各个自然区域、各个经济单元、各个社会细胞联接成了一个密切交往、高度融合的有机整体。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进步史，新中国60年极大推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模式和有益经验，为广大后发国家树立了实现繁荣富强的典型示范。 新中国发展成就的世界意义，不仅在于以自身成功加快了世界发展进程，更在于它的成功模式对世界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第一个贡献：我们在6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世界最大规模人口群体不可逆转的整体脱贫，对推进人类反贫困事业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摆脱饥饿、远离贫困，是人类进步的基本要求。从原始社会起，人类就拉开了反贫困反饥饿的斗争序幕，但直到今天，世界还有1/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新中国带领世界1/5的人口，只用36年时间就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只用51年时间就进入了小康社会。世界银行2008年宣布，过去25年全球反贫困事业成就的67%来自于中国。中国的成功脱贫，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贫困人口提供了重要经验。 第二个贡献：我们在60年的时间内，成功树立了世界第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范例，对构建持续稳定的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纵观历史上世界大国的崛起，无一不是以血与火开道，无一不伴随着对外扩张和武力征服。这样的大国崛起，都是走的“外延式”的扩张道路，都把本国的强盛建立在他国衰落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的崛起，走的是“内生型”的发展道路，坚持把国家强盛建立在世界共同繁荣的基础上。这60年，我们始终奉行“和平崛起”战略，积极扮演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而不是“解构者”。特别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更是开启了世界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交流合作、同生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这样的崛起，对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具有深远意义。 第三个贡献：我们在60年的时间内，创造了大型经济体持续快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对广大后发国家加快经济赶超进程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在人类近现代史上，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奇迹，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美国赶超英国，另一次是日本追赶美国。但无论是美国奇迹、还是日本奇迹，都无法与中国奇迹相比。美国在50多年的追赶过程中，经济年均增速只有4%；日本经济的黄金期虽然达到9.8%，但只维持了18年。而我国连续60年保持8%以上的增速，创造了长达30年年均增长9.8%的世界纪录。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最大、社会深刻转型的复杂经济体，能够保持这样长时间、这样高速度的发展态势，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 第四个贡献：我们在60年的时间内，创造性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对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重大的实证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就在于它能够创造更加发达的生产力。但“苏东剧变”的深刻根源，却恰恰在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这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也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受到广泛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手段结合起来，释放出推动发展的强大制度活力。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以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强劲发展。“苏东剧变”20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的大旗不仅不倒，而且更加光彩夺目！中国的成功实践，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促进了对人类更高文明形态的有益探索。 我感到，新中国60年发展的意义还在于：它通过彻底摧毁小农经济这种周而复始简单再生产的产业体系，从而改造了中华文明基于这种经济根源而产生的保守封闭、僵化守成的不合理因子，改变了中华民族内敛性的文明特征和民族心态，蓬蓬勃勃地生发出一种由内而外的张力。在传统社会结构被激烈社会革命摧毁的基础上，60年的发展还在中国重新塑造了一个富有活力和效率的社会组织体系；而改革开放的实施，更是极大激发了中华民族善于致富、敢于创新的天性。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几千年从未间断的中华文明浴火重生，使中华民族摆脱了每几十年或者几百年来一次治乱兴衰循环的历史怪圈，使中华文明不可逆转地走上了一条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嬗变的超越之路。这，才是60年发展对中华民族最根本最长远的意义。

探究近代大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时，不应忽视文化因素。任何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 分裂的国家都不可能崛起；同样，任何一个充斥着文盲，文化贫乏、落后的国家，也不 可能崛起。文化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一个国家综合 国力的具体体现。

近年国内学术界在论及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时，论者主要涉及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创造政治稳定的局面；(二)全面发展经济，奠定国家强盛的基础；(三)放弃闭关自守，坚持对外开放；(四)重视改革，不断创新； (五)抓住机遇，及时决策。毫无疑问，这都是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但是，当我们就上述问题进一步探究“为什么”等历史认识范畴中的价值判断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蕴涵在这一切背后、直接促成这些国家崛起厚重的文化因素。探讨这个问题，这在今天“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尤其重要。因为独立的、繁荣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同物质力量一样，也是民族国家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之一，而且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文化——精神力量有时甚至会发挥出比物质力量更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任何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分裂的国家都不可能崛起，发展壮大；同样，任何一个充斥着文盲，文化贫乏、落后的国家，也不可能崛起，发展壮大。沿着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正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曾经出现过汉、唐王朝的辉煌盛世。这种辉煌盛世，又是和秦汉、隋唐时期的文化高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而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历史现象。因为文化是社会的内涵，作为价值体系，存在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之中。总之，文化是毋庸置疑的社会存在。对于这个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家早有明确认识。例如，1919年秋李大钊在论及中国的未来时说：“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李大钊这里所说的“精神”，即是“文化”的同义词，所以他认为这种“精神改造运动”是“文化运动 ”的内容之一[1](pp.235-236)。这里，李大钊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精神”、“文化” 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改造中特殊的意义。1920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遇》中，强调国民的能力决定一国事业的成败，“一事业之完成，大非易易，故一国民在一时代间，往往仅能完成一种事业，或以一种事业为主，而其他为辅”。而“国民能力”的培育，则应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用“世界史的眼光”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内容。他说：“中国文化，本最富于世界性，今后若能吸收世界的文化以自荣卫，必将益扩其本能而增丰其内容，还以贡献于世界，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必在人类进化史上占重要之职役”[2](文集之三十六)。这里，梁启超不仅看到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而强调了汲取世界先进文化以丰富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能够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 的步进的作用。

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对100余种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他们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英国人类学家K.B.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复杂生活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3](p.56)。英国另一位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在对文化进行分类时，将“社会组织”、“精神文化”与“物质设备”及“语言”相并列。中国学术界把文化分成“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主 要指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以及文学艺术和语言等等。

由以上不难看出，文化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后天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它既表现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产物，同时也表现出它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力量。总之，文化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而且还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经济崛起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在文化上崛起的大国。“工业化是一项具有巨大历史威力并不断前进的过程。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另一件百年才逢一次的大事如此改变地球的面貌及其居民的生活”[4](p.200)。工业化和工业时代的到来，不能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 基础，同时也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文化的积累。

如同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力量不能自发形成一样，文化力量也不能自发形成。因此，综观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国崛起中的文化建设，以及对文化力量的积极培育。和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才”的培养，应是文化建设的核心。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原强修订稿》中曾指出，达尔文、斯宾塞进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自强。自强，并不仅仅表现为血气体力或聪明智虑等方面，而是“德行仁义之强”。这里的关键是开发民力、民智和民德，“此三者，自强之本也”。在《救亡决论》中，他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一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如果科学技术再发达、经济再强大，但是没有人才，只有奴才，那迟早是要失败的。

文化力量的培育离不开教育，或者说首先是教育。以美国为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表现出重视教育、发展教育的传统，其源端是以古代希腊为源头的欧洲传统教育思想。马萨诸塞殖民地在1642年、1647年、1648年连续通过教育法案。法案的中心内容就是发展普及教育，规定每50户以上的乡镇，必须指定专人教儿童读书写字；每100户以上的城镇，必须建立一所学校。美国独立之前，已经建立了哈佛学院(1636年)，这是美国第一所大学，此外还建有威廉·玛丽学院(1693年)、耶鲁学院(1701年)、新泽西学院(1746年，后改为普林斯顿大学)、英王学院(1754年，后改为哥伦比亚学院)、费城学院(1755年，今宾州大学)、布朗学院(1764年)、王后学院(1766年，后为拉特格斯学院)、达特矛斯学院(1769)等9所学院。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是这些大学办学的榜样。由于“教育是人类所必须的”这一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到美国内战前，即已建有200多所大学。自开国总统华盛顿始，美国历届总统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政府利用行政力量，积极推进教育改革，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实现国民教育从中小学到大学的跨越式发展，因为这是和培养公民的“美国精神”，以适应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的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70年代，即美国迅速崛起，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美国高等教育以哈佛大学为中心，实施教育改革，大学课程的设置一改远离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状况，开设经济发展急需的新课程，同时开办各种专门学院和研究生院，加快培养短缺人才。以研究生教育为主要 内容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就是在这时建立的。

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和迅速发展，对于提升美国科学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 9世纪后半叶，电力已经得到广泛采用。1851年，莫尔斯发明的电报系统开始应用于美国的铁路线；1867年，贝尔发明了电话机；1886年，爱迪生制造了电灯，1877年又发明了留声机；1892年，杜里雅兄弟成功制造了汽车；1903年，莱特兄弟试制飞机，飞行成功。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和美国在19世纪的 教育——文化建设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这种状况并非美国所特有。自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末，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经济上、军事上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对抗。教育作为一种最直接的、影响最广泛的文化力量普遍受到这些国家的重视，成为参与这些竞争和对抗的重要内容。1861年，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在其代表作《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中，从发展英国资本主义、维护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出发，阐释自己的教育理论。他在回答“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时，强调要教授“直接关系保全自己的知识”，进而才能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做好“完全的准备”。“因为生命规律的知识比任何其他知识都重要；生命规律不只是一切身心过程的基础，同时也间接是街头屋内一切来往、一切贸易、一切政治、一切道德的基础”。他还强调，为完满的生活做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同时将生物界的自然选择原理用于 教育理论，成为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组成部分。

自19世纪70年代始，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颁布了义务免费教育法令，创办公立的国民小学和职业学校，学生在学校不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还要学习公民、道德、历史、地理、音乐等课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培育一代新人的民族精神。发展教育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和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有直接关系。直到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种状况在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一定说发生了哪些变化，则主要表现在这时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如国家加强对教育的控制，增加教育拨款，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发展“综合学校”和职业教育，实施“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创办初级学院或社区学院、“开放大学”，以及改革学制，进行学科调整，大力提升理工学科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开设有“使用价值”的课程，提倡“实科教育”等，教育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有了进一步的联系。特别在高等院校中，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承担着繁重的前沿的科学研究的工作，而这些研究的成果，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有密切的关系。总之，教育和文化力量的 不断增长，满足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民族文化精华、启迪民族意识、培育民族精神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代以来，西欧主要国家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学艺术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熔铸在西欧国家的民族文化中，使这些文学艺术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文学艺术毫无疑问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并非是简单的、平面的折射，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复杂，我们不能只看到文学艺术只是时代的反映，而忽略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也在创造历史，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民族的、独立的文学艺术，同样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在启迪民族意识的觉醒，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鼓舞民族斗志等方面，文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化是推动民族国家走上强国富兵之路的原 因之一，为什么经济上、军事上的大国，往往也是文化上的大国。

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为文学运动或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在西欧产生。这是西欧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是并没有出现启蒙学者所预言的“理性的国家和社会 ”。资本主义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现实的道路，但是赤贫化的劳动者却日益增加。德国在政治上仍然处在分裂之中，还没有实现民族的统一。浪漫主义是对17世纪以来的古典主义的反拨。古典主义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文艺理论或文化思潮，但是却保留了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所谓“古典”的涵义是“典范”，即以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艺思想为典范。如果说17世纪时的西欧政治、经济的发展，孕育了古典主义，那么，到了19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已经显得过时了。

浪漫主义在19世纪初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受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影响很大。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强调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作用；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则强调人的精神的绝对性和完美性，他们或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战士；或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影响下，浪漫主义文化思潮同样十分推崇人的独创性和主观能动作用。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最早向古典主义提出挑战。所谓 “启蒙”，原来的含意是“照亮”和“启迪”。启蒙运动是强调要用近代的“理性光辉 ”，冲破宗教神学对人的精神束缚，建立充满了时代精神的“理性王国”。由此不难看出，启蒙运动是浪漫主义先驱。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都反映了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的 政治理想和精神要求。

浪漫主义首先出现在德国。18、19世纪之交，弗·施莱格尔发表了《片断》，强调艺术的主观性，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艺术理论的奠基之作。19世纪初，奥·施莱格尔发表了《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讲稿》和《论戏剧艺术和文学》，较系统地阐述了浪漫主义艺术理论，影响颇大。英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雪莱在《诗辩》中，论述了文学和社会密切相连自古已然，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教育功能。他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休斯》和《自由颂》、《自由》等，在欧洲19世纪2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19年，他在《西风颂》中写道：“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么”?他强调文学改造社会的作用，被恩格斯赞誉为“天才的预言家”[5](p.528)。继德国、英国之后，法国浪漫主义大抵在19世纪初形成。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严厉抨击了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在分析了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批判了古典主义理论。她十分关注文学艺术的民族性，以及民族文化的独创性问题，提出“ 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以文学为武器，发展民族文化，加强民族的凝聚力。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化积淀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中，“润物细无声”，无形 地，却是强有力地影响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命运。

浪漫主义虽然在各个国家的表现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文学艺术创作关注社会现实，使其作品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这在法国浪漫主义艺术理论与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雨果等浪漫主义代表人物的作品，就表现出对复辟王朝严厉的批判，以及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倾向。雨果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浪漫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积极作用不仅表现在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中，而且也体现在对社会历史运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上。雨果对社会历史分期的认 识，和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的认识十分相似。

维科在其代表作《新科学》中，认为人类的历史经历了神的时代——人类的童年时代、英雄时代——人类的青年时代和人的时代——人类的壮年、老年时代。“根据埃及人所说的他们以前已经经历过的那三个时代，即神、英雄和人的先后衔接的三个时代。我们将看到诸民族都是按照这三个时代的划分向前发展，根据每个民族所特有的因与果之间经常的不间断的次第前进”[6](p.459)。只有“人的时代”才有权力的平等、经济的昌盛和科学文化的繁荣，那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雨果则认为，文学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原始时期是抒情性的；古代是史诗性的；近代是戏剧性的。雨果还进而解释道：戏剧描写人生，戏剧的人物是凡人，戏剧以真实来维持。如果说维科的历史哲学是要建立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揭示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鸣锣开道，因而使其思想“有不少天才的闪光”[7](p.618)；雨果则认为古典主义在19世纪已经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代之而起的是浪漫主义。在法国，它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法国大革命将法国历史发展推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现代的法兰西应该有现代法兰西的民族文化。在雨果看来，高扬浪漫主义的旗帜， 是在发展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成果。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建设所产生的影响，是恒久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陶冶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情趣，通过歌颂民族的伟大、宣扬民族的理想，培育着、滋养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成长，这是推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观念形态的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近代以来，欧美资本主义 发展的历史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19世纪是西方美术发展历史的第三次高峰，足可以和古代希腊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媲美。19世纪西方美术的中心在法国，就如同文艺复兴的中心在意大利一样，不是偶然的。强烈追求“共和制”的资产阶级自然要以古代罗马作为借鉴。19世纪的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绘画艺术的主题不再是女性柔弱的胴体，而是刚毅、坚强、视死如归的英雄。无论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新印象主义等等，都不同 程度地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艺术家们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与多种形式的艺术创作结合起来，向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发起攻击，表现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进步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推动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J.L.大卫不仅是法国著名的画家，而且首先是革命家，他作为一名英勇的战士，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他与雅各宾派的领袖人物罗伯斯比尔、马拉等过从甚密。在其代表作《荷拉斯兄弟之誓》(1785年)通过对古代英雄勇敢无畏的献身精神的歌颂，鼓舞着法国人民投身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他另外的一些作品，如《球厅宣誓》、《布鲁图》等，也直接或间接和法国大革命息息相关。1793年，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马拉被暗杀，J.L.大卫立即赶绘了举世闻名的《马拉之死》，生动地再现了战友马拉被吉伦特派分子刺死的一幕历史悲剧，严谨的写实主义 手法使其成为世界美术珍品。

在诸多艺术领域中，可能最能够激发人内在情感的，莫过于音乐。正如19世纪德国杰出的音乐家贝多芬所言：“音乐使人的精神爆出火花，音乐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有更高的启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音乐文化的繁荣，就难以有整体文化的发展。在近代欧洲音乐发展的历史上，古典主义在贝多芬时代已经达到顶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时代——浪漫主义的开始。浪漫主义的音乐虽然在音乐的体裁形式以及创作和表现的手法上，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同时也具有整个欧洲浪漫主义文化思潮所共有的特征，那就是关注民族文化的特点，强调个人主观的感受，重视艺术家主体意识的阐释。这一切同样折射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精神要求。贝多芬是一位有独创精神和政治理想的音乐家。在著名的第九交响乐中，最后一个乐章以德国诗人席勒《欢乐颂》的部分内容作为歌词。歌中唱道：“女神啊，在你的羽翼下，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兄弟，人世上的欢乐都来自大自然的胸膛，……拥抱吧，千百万人民!吻着整个世界” 。无论是交响乐，钢琴曲、歌剧，还是合唱曲、歌曲等，都表现出贝多芬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歌颂，以及他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理想。在19世纪的德国，贝多芬的音乐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标志，融入德意志的民族文化——“德意志精神”之中，成为不断地推动着社 会历史变革的因素之一。

三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表明，欧美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和这些国家的对外扩张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些扩张和这些国家民族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诚然，文化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发展，但是，在发展中是通过“扩张”，还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崛起，主要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而非文化的“ 罪过”，何况，那些沉淀在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仅仅属于某一个民族或国家，而是属于整个进步人类。然而，也不排除盛行一时的反动文化会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侵略扩张摇旗呐喊，甚至推波助澜，不过在漫长的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只是 旋起旋灭的浪花，毕竟不是主流。

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的扩张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军事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化上。文化扩张既是经济扩张的结果，也是经济扩张的前提。近代西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扩张，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它们不仅有侵略扩张的行动，而且还有五花八门的理论。例如，19世纪末，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著有《海上力量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1890年)、《海上力量对1793—1812年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892年)、《美国现在和未来对海上力量的关心》(1897年)。在这些和其他的一些著作中，他强调军事的和商业的海上力量，是一个国家建立海上霸权地位的主要因素。他提出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思想，对美国以及俄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海军的崛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发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指出：“直到现在，一部美国史大部可以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美国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线的前进运动，而是一个在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上回复到原始状况，同时在那个地区又出现新的发展运动”[8](p.270、273)。马汉认为，美国这种从不停顿的扩张是“文明的扩张” ，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对中国，他曾狂妄地说：“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针对“义和团运动”，他还颠倒黑白地说：“目前，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使各国为其荣誉不得不对中国的罪行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 ，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9](pp.1-2)

16—18世纪，可被认为是西欧对外扩张的第一个阶段。葡萄牙人、西班牙等欧洲在古巴、牙买加、波多黎各、巴西、秘鲁、墨西哥等地建立了殖民统治，并大批移民。殖民者建立了农场、牧场，将铁制生产工具和牛、羊、马等牲畜带到美洲的同时，也带进了西方的文化、语言和生活习俗。欧洲文化对美洲(包括欧洲人控制范围以外的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外，大体在这一时期，葡萄牙、英国、法国等欧洲人也进入非洲。到18世纪末，西欧列强已经完全在非洲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这不仅使欧洲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且社会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自18世纪中期以后到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急剧提高，英国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这是西欧对外扩张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欧凭借着绝对的经济、军事优势，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勾勒出新的政治蓝图。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西方列强同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的联系越来 越密切了，包括文化在内的世界性的影响逐渐加强。

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教授著文分析“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他认为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崛起。第一次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第二次是公元 7世纪唐朝的建立；第三次是1368年明朝建立。他认为当今中国第四次崛起有着全新的历史背景，但是“目前中国的改革动力完全可以和2000多年前中国第一次统一的爆发力相提并论。今天的中国还让人想起7世纪时中国的复兴。那时的中国战胜了外来入侵，吸收了外来思想，还向外国贸易和新技术打开了大门，为今天的中国创造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其如王赓武教授所言，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是“正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不如说，中国从历史与现实的实际出发，进行一种新的文化选择。19世纪中叶，中国经济、政治沦落，只有被迫的文化接受。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新的文化选择将使中国在发展中，不仅保持国内社会发展和谐、稳定，而且始终同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保持良性互动。这是21世纪中国持续发展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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